魏一鸣教授：京津冀如何“齐步走”
作者：CEEP 来源：人民网 日期：2014-03-28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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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部分产业和企业的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长远来看，京津冀的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合作，它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概念。
一位参与制定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专家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京津等地学界对某些规划重点已经达成共识，但与官方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体之一，京津冀一体化的巨大示范作用不言而喻，其意义并不亚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两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京津冀一体化虽然前景美好，但仍须突破行政分割、技术转移等一系列的障碍。
各自为政是阻碍
2014年年初，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高达802.7万人。
目前，北京市总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常年承受超过 2000万的常住人口早已不堪重负。从早年的缺水到近年的城市拥堵、大气污染，北京因人口聚集过于密集而爆发的一系列问题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近在咫尺的天津、河北部分市县却始终无法走出北京的“影子”，经济发展水平始终不尽如人意。
早在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但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首钢搬离北京、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拔地而起，都无法掩盖长期以来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现实。阻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因素众多，包括交通体系衔接不够、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域文化差异、人口众多、体制问题等，但最大的阻碍究竟在何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对记者表示，行政区域本位主义是阻碍京津冀协调一体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行政区域划分的好处是便于各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但劣势是各区域间的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因此京津冀各自为政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刘海波说。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一鸣也对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体制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指出，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各地已经不能只注重自己的GDP。
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提出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在“十二五”期间分别下降16%和17%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各省市都必须完成一定的节能减排任务。
“北京、河北的能源强度需要下降17%，天津的能源强度需要下降1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魏一鸣说。
高屋建瓴才能突破
显然，破除行政分割是推行京津冀一体化必须越过的障碍。
对此，魏一鸣表现得比较乐观：“我认为，各自为政的问题正在被逐步解决。”
在他看来，此次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意味着京津冀三省市已经逐步成为“政策共同体”。
“譬如北京与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国务院六部委就此已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这些都是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域正在改变传统理念、追求共同利益的体现”，魏一鸣对记者指出。
不过，记者从一位目前正在参与制定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天津匿名人士处了解到，京津等地学界对某些规划重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对此，刘海波指出：“假如仍然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意志下作规划，可能最终不会有最优化的方案，必须从行政分割中跳出来。为避免各地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应当设置新的、更高层面的规划机构。”
设立高屋建瓴的规划机构，并不仅仅只在于破除行政分割。
当前，“迁走北京服装批发市场”“搬迁北京汽车制造企业”等意见不绝于耳，对于应具体搬迁北京哪些企业，各界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对此刘海波指出，这种只简单转移企业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这还是一个追求短期效果与政绩的想法，为的是这些企业搬走后，明年北京的环境污染能降低。但长期的发展又会如何？应当从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角度做规划”。
刘海波认为，应当将近期发展和长远规划相结合，而这也需要更高层面的机构总体科学规划。
魏一鸣则指出，从协调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北京应该迁出石油加工业、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着重发展低耗能、低碳产业。
“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部分产业和企业的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长远来看，京津冀的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合作，它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概念。”魏一鸣说。
技术转移遇瓶颈
与天津和河北相比，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显然更胜一筹。因此，如何将北京的创新能力转化为津冀地区的推手，也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议题。
魏一鸣指出，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比其他省市更显著的优势。比如北京拥有许多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以中关村科技园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逐步壮大；众多国际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在北京落户等等。
但是，当前北京科研单位向外转移创新技术成果时，却往往会遭遇到获益较低等问题。在刘海波看来，这是影响技术转移成功与否最根本的问题，“做技术转移的机构和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回报，怎么可能有积极性？”
由于多年来我国技术转移在制度上始终无法理顺，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技术转移并不是简单地购买设备、聘请几个技术人员，而是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与市场环境，促使技术成功地在企业落地生根。”刘海波说。
而魏一鸣则认为，导致技术转移方收益低的重要原因是研发与实践脱节，创新技术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他指出，未来京津冀三地都应该注重科技创新投入，根据自身产业结构特色以及整体产业布局要求，发展相匹配的创新产业，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一个良好的渠道。
声音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一鸣：
产业迁出应慎行
北京市产业迁出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这些产业的迁出会影响一大批人的就业。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原则。在产业外迁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妥善处理好受影响群众的就业问题。
其次，生态承载力问题。从北京迁出的产业多是高耗能产业、高排放产业或低端产业。这些产业的转移将会给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带来压力。政府需要作好承载力评估，切不可“清洁了北京，污染了津冀”。
再次，配套设施建设问题。在产业外迁的同时，须将部分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也迁移出来，改变大城市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别是中小城镇公共资源严重匮乏的失衡局面，以扩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镇吸引就业的空间。
最后，遵循市场规律。在产业合理布局的进程中，需要政府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手”，更需要市场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政府要摒弃单纯的行政思维，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任务是把基础环境创造好，让企业选择。
一位参与制定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专家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京津等地学界对某些规划重点已经达成共识，但与官方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体之一，京津冀一体化的巨大示范作用不言而喻，其意义并不亚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两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京津冀一体化虽然前景美好，但仍须突破行政分割、技术转移等一系列的障碍。
各自为政是阻碍
2014年年初，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高达802.7万人。
目前，北京市总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常年承受超过 2000万的常住人口早已不堪重负。从早年的缺水到近年的城市拥堵、大气污染，北京因人口聚集过于密集而爆发的一系列问题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近在咫尺的天津、河北部分市县却始终无法走出北京的“影子”，经济发展水平始终不尽如人意。
早在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但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首钢搬离北京、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拔地而起，都无法掩盖长期以来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现实。阻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因素众多，包括交通体系衔接不够、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域文化差异、人口众多、体制问题等，但最大的阻碍究竟在何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对记者表示，行政区域本位主义是阻碍京津冀协调一体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行政区域划分的好处是便于各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但劣势是各区域间的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因此京津冀各自为政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刘海波说。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一鸣也对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体制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指出，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各地已经不能只注重自己的GDP。
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提出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在“十二五”期间分别下降16%和17%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各省市都必须完成一定的节能减排任务。
“北京、河北的能源强度需要下降17%，天津的能源强度需要下降1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魏一鸣说。
高屋建瓴才能突破
显然，破除行政分割是推行京津冀一体化必须越过的障碍。
对此，魏一鸣表现得比较乐观：“我认为，各自为政的问题正在被逐步解决。”
在他看来，此次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意味着京津冀三省市已经逐步成为“政策共同体”。
“譬如北京与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国务院六部委就此已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这些都是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域正在改变传统理念、追求共同利益的体现”，魏一鸣对记者指出。
不过，记者从一位目前正在参与制定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天津匿名人士处了解到，京津等地学界对某些规划重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对此，刘海波指出：“假如仍然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意志下作规划，可能最终不会有最优化的方案，必须从行政分割中跳出来。为避免各地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应当设置新的、更高层面的规划机构。”
设立高屋建瓴的规划机构，并不仅仅只在于破除行政分割。
当前，“迁走北京服装批发市场”“搬迁北京汽车制造企业”等意见不绝于耳，对于应具体搬迁北京哪些企业，各界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对此刘海波指出，这种只简单转移企业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这还是一个追求短期效果与政绩的想法，为的是这些企业搬走后，明年北京的环境污染能降低。但长期的发展又会如何？应当从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角度做规划”。
刘海波认为，应当将近期发展和长远规划相结合，而这也需要更高层面的机构总体科学规划。
魏一鸣则指出，从协调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北京应该迁出石油加工业、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着重发展低耗能、低碳产业。
“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部分产业和企业的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长远来看，京津冀的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合作，它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概念。”魏一鸣说。
技术转移遇瓶颈
与天津和河北相比，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显然更胜一筹。因此，如何将北京的创新能力转化为津冀地区的推手，也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议题。
魏一鸣指出，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比其他省市更显著的优势。比如北京拥有许多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以中关村科技园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逐步壮大；众多国际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在北京落户等等。
但是，当前北京科研单位向外转移创新技术成果时，却往往会遭遇到获益较低等问题。在刘海波看来，这是影响技术转移成功与否最根本的问题，“做技术转移的机构和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回报，怎么可能有积极性？”
由于多年来我国技术转移在制度上始终无法理顺，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技术转移并不是简单地购买设备、聘请几个技术人员，而是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与市场环境，促使技术成功地在企业落地生根。”刘海波说。
而魏一鸣则认为，导致技术转移方收益低的重要原因是研发与实践脱节，创新技术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他指出，未来京津冀三地都应该注重科技创新投入，根据自身产业结构特色以及整体产业布局要求，发展相匹配的创新产业，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一个良好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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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一鸣：
产业迁出应慎行
北京市产业迁出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这些产业的迁出会影响一大批人的就业。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原则。在产业外迁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妥善处理好受影响群众的就业问题。
其次，生态承载力问题。从北京迁出的产业多是高耗能产业、高排放产业或低端产业。这些产业的转移将会给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带来压力。政府需要作好承载力评估，切不可“清洁了北京，污染了津冀”。
再次，配套设施建设问题。在产业外迁的同时，须将部分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也迁移出来，改变大城市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别是中小城镇公共资源严重匮乏的失衡局面，以扩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镇吸引就业的空间。
最后，遵循市场规律。在产业合理布局的进程中，需要政府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手”，更需要市场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政府要摒弃单纯的行政思维，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任务是把基础环境创造好，让企业选择。